历史回忆史料的珍贵与局限

历史回忆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一向受到史家的重视，被尊为“活史料”、“第一手素材”。究其原因，一是历史回忆出自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当事人、见证人、关系人，他们对历史事件的亲历、目击、耳闻及对历史人物交往的回顾，显得格外珍贵；二是历史回忆往往是众多回忆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对同一历史主题的回顾，从而使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能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去贴近历史真实，而且更生动、更细腻、更富有感染力，这是其他任何史料所不能替代的。正因为如此，重视历史回忆，把它作为珍贵史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回忆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真实，也非确凿无疑的史料，这是因为历史回忆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时间的流逝和记忆力的衰退，是历史回忆局限性的最大因素。即使是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也会因为时间的久远和记忆力的衰退而变得模糊起来。如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然而在80年代前，对于此会究竟是哪天召开，哪些人参加这样的基本问题，也竟然成了难解之谜。尽管当年参加此会的人不少，且都有回忆，但各说不一，莫衷一是。后来，还是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两份资料才解开了此谜。一是从当年周恩来起草的一份开会通知的电报手稿，才弄清了此会召开的确切日期；二是从当年陈云写的一份向红军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才弄清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姓名。事实证明，不少此会参加者的回忆都不够准确。又如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也曾是个历史之谜。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各有回忆，但都说不清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真正解开此谜，已是60年代的事了。那是从“一大”代表陈公博1921年8月写的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以及他1924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才推算出“一大”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又如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的月薪数目，当年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回忆是17元，当年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则是18元，而毛泽东本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份自传上说的是19元。按理说，这三个人的回忆都有一定的权威性，但竟是三个不同的数字。后来还是在北京沙滩北大红楼毛泽东当年工作处的档案文件中，查到了当年的工薪流水簿，那上面分明记载着毛泽东的月薪是8元，可见三人回忆都不准确。最近，《文汇报》发表了《周恩来家世研究获重要发现》一文。关于周恩来祖父的名字，周恩来在1946年和1964年的两次谈话中，都说自己的祖父叫周殿魁，以后各种有关研究周恩来的著作，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篡的最具权威性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都如是说。然而新近从绍兴发现的资料证明，周恩来的祖父并不叫周殿魁，而叫周起魁。可见，“好记忆不如烂笔头”这句俗语，确有几分道理。

其次，历史回忆既然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当事人、见证人、关系人对往事的回顾，其主观色彩必然十分浓厚。其回忆的真实程度不仅与回忆者在当年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参与的程度，责任的大小，知情的多少以及与历史人物关系之深浅等等有着重要关系，而且与回忆者的思想立场、文化程度、道德品质、感情心态等等也有重要关系。一些回忆者在回顾往事时，往往因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感情关系等因素使其回忆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事实有出入。如胡适谈到近代著名人士辜鸿铭忆往事的情景时说：“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人说往事的普遍毛病。”（林语堂《胡适之述辜鸿铭》）

无庸讳言的是，有人借回忆之机或自吹自擂，往自己脸上贴金；或为尊者、亲者讳；或因某种目的有意掩盖、歪曲事实真相。这样的历史回忆，只能起误导作用，给史学工作者增添麻烦。

对于历史回忆的局限性，钱钟书曾大发感慨：“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孔庆茂：《钱钟书传》，第24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因此，他认为“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同前第225页）。此话虽出自文学家之口，但对于史学家，确有启发意义。对于以回忆为主体的自传，如果作为史料引用，应特别慎重。另一位著名作家刘绍棠曾说过：“这几年看过几本名人自传，使我产生了一个偏见，那就是写自传的人嫌职业美容师的手艺不高，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巧妆改扮，顾盼自怜，其实是欺世盗名，假冒伪劣产品。留传（？）后世，谎言坐实，歪曲历史，贻害青年，应以伪证罪论处。”（《我是刘绍棠》，第1页，团结出版社1996年出版。）应该说，近些年出版的名人自传，大多数还是严肃认真的，但刘绍棠所指出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着，值得史学工作者警惕。